四十而立，归来仍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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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82年生人，按照中国的传统算法，过了今年春节之后，就已经四十岁了。虽然时间本身平滑地在生命中流过，但从三字头一跃到四字头，多少还是有些唏嘘。
到了四十岁意味着人生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开始衰退，将被毫无争议地称为“中年”。要知道古人的平均寿命都仅有三四十岁，假如没有现代医疗的话，我大概也是活不到今天的。
我看过不少关于“变老”的描述，很多人都说领悟到“变老”是突然发生在某一瞬间的体会；而我由于有常年锻炼的习惯，能够对自己身体素质进行持续跟踪的量化评估，对我来讲“变老”是一个可以用数据描述的渐进过程。
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我没感到过任何身体衰退的迹象，但三十多岁的最后几年里，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耐力体能都有所下降，再怎么训练也无济于事，而且训练强度太大只会造成伤痛而非提高——这种情况在二十多岁时候是不存在的，那时候的自己简直是不知疲惫的超人，只要吃好睡好就有无限的体能，一觉醒来便满血复活……那般无所畏惧的年纪，想来已是一去不复返。
所以，终究是在慢慢变老……不过，我也并不觉得特别伤感，古往今来谁都逃不脱生老病死——谁没有年轻过？谁又能不变老？今天是我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接下去只会变得越来越老。另外，我似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青春，回忆起来倒是各种青涩与窘迫，好不容易熬了过来，才不想要再经历一遍。
回首自己的前半生，大抵一事无成。
这绝非自谦之说，要是把我的个人信息搁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待价而沽，大概八辈子也不会被人看上——无房无车无存款无工作无固定收入，也就只能拐个印度姑娘当老婆了，目前搞的投资项目恐怕也还需要好几年才会有回报。因此按照中国社会的对“成功”的定义来看，我可说是个一事无成的人。我这人并不比别人聪明，又没什么事业心，财商为负，混成这样也是理所当然。
当然一事无成不代表一无是处，我的优点是自律性和专注力很强。这种性格也没什么养成不养成的，天生如此。我记得我小学一二年级有次提早放学回家家里没人（那时候并不像现在必须家长接送），于是就独自坐在门口看《365夜故事》等到家里人回来（这部上下册的故事书我看了大概有一百遍，都翻烂了），野在外面玩不肯回家这种事在我的整个学生时代都是不存在的。由于能够专注，做事就相当细致认真，我小时候在田字格里写字写得毕工毕正跟印刷体似的，小学班级写字比赛拿过第一名（现在早已写不出那样的字了）；因为做东西细致，手工劳动课老师都会每次提前一星期让我帮她做个上课用的样板出来，我当时还特别开心，每次手工劳动能做两遍，好像赚到了一样。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是拼图和模型，经常可以一个人搭一整天，也不太爱找其他小朋友玩。从玩拼图这个事儿能看出我从小就特别崇尚秩序，喜欢整理东西，致力于降低整个世界的“熵”。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爱好，后来我才会以一己之力发明创造出了“照片管理”这个课程。不谦虚地讲，把照片管理做成一门课程的，我是全中国第一人（不排除全球第一的可能性）。同时也能看出，我从小性格就有些孤僻，说得好听是耐得住寂寞，说得不好听就是不合群。
耐心、专注、自律、不合群、爱好秩序——如果把这些性格特点具象化一个具体的人物来，那莫过于《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我看这部美剧的时候经常会产生共鸣，我朋友有时候也会说——这不就是你嘛！可惜我只是个单纯的怪小孩，远没有谢耳朵那样的超级天才，幸好也没有他那么严重的强迫症和洁癖。
如今回想起来，我的整个人生都是建立在这些性格特点上的。
1996年我十五岁，初中三年级，那年班上来了个年轻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古诗词特别厉害，我跟他关系很好。语文老师布置我们全班同学每周要写一篇周记，我大概是从初二开始有了写日记的习惯，被许多学生视为畏途的周记，我倒觉得正中下怀了，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跟老师立了个Flag——别人每周写一篇，我每天写一篇！写的也不再是流水账似的日记了，而是随笔，写完跟语文老师交流。基于高度自律的性格，我果然说到做到，风雨无阻每日笔耕不辍，很快就写满了一本笔记本。
这事儿在年级里还挺轰动的，不管老师还是学生都觉得，怎么会真有这样一个初中生能每天写一篇五百多字的随笔，重点在于还坚持下来了。
当时大家戏称我写随笔的那本笔记本是《莫氏散文集》，经常被借去传阅，初三到高一那年又相继写《莫氏杂文集》、《狂人日记》（都是自己瞎起的名字，与内容无关）。当时有个其他班的老师跟我说：你要是这样一直写下去，以后能写出点东西来的。
尽管有来自各界的鼓励，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虽然有写作的热情，却并无写作的天分。
上高中之后，班里有个女生作文写得很好，我跟那个女生是被公认为班上作文写得最好的两个学生。有次老师让我们互相批改作文，我批她的，她批我的。我跟她的文风并不相同，然而我读了她的作文心里一惊，人家那文字有灵气，相比之下自己写得好糙，觉得一辈子也写不出她那种遣词造句。我隐隐意识到，就算排除家庭和成长的环境，在写作这件事上，人跟人的差距，其实在娘胎里就拉开了。
1999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横空出世，那年韩寒拔得头筹，引发热议。他那篇《杯中窥人》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让我明白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虽然那时候有同学吹捧我，说你写得不比韩寒差啊！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差距太大了。韩寒的文章教我认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大家同龄，他只比我小一个多月，又同为爱好文学创作的上海中学生，特别容易拿自己跟他相比。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把韩寒作为一个标杆，在我心目中韩寒就是我同龄人的写作水平所能够达到的天花板。对于他后来的争议，我毫不关心。
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才能说明白的。高中时候自己阅读的眼界十分狭窄，不知天高地厚，同时也有着一股盲目自大不服输的劲儿，就算心里真这么想，也说不出口。
既然自己天分不足，那就只好以勤补拙。天生是只乌龟，已经比别人慢了，更不能让自己停下来。于是我在耐心和自律性方面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每天写作。
十几岁时候我的偶像是郑渊洁，当时有订阅《童话大王》月刊。长大之后处理掉了很多小时候买的杂志，整套的1990年代《童话大王》月刊倒是都留着，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升值。截至2020年郑渊洁一个人写一本月刊写了35年，这个世界纪录估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他每天雷打不动早上4点半起床写到6点半，从无一天间断。我在郑渊洁的影响下，不间断写作写了十五年，从1996年一直写到了2011年，前五年不管是中考、高考，一天都没有落下过，起初是在本子上写，2002年后转到电脑上写。
不过跟郑渊洁不同的是，他最初坚持写作是为了改善家庭条件，又特别会讲故事，给他带来了大量经济上的回报。我也尝试过写故事，一点头绪都没有，写来写去只会写随笔。我当初之所以写作，纯属个人兴趣，毫无经济回报，但我写着写着却发现写作特别有利于自我成长。
我写到第二本“文集”的时候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不管先前写的时候如何自我感觉良好，都会被我很快否定掉。一般不出半年就觉得之前写的东西没法儿看——这特么写的什么乱七八糟啥玩意儿嘛！太丢人了！所以虽然早年我写满了十几个本子，自己一本都没留，全送给当时的“粉丝”了——这不是作品，而是“黑历史”，自己读着都觉得恶心。
我现在依然有这样的现象，如今回过头看一年前或者几年前写的公众号文章，常常会觉得论述还不够严密、观点还不够成熟，需要进行修正。比如说《拉达克往事》那个连载，前几个章节现在再看都觉得不太满意，很多地方要重写；再往前看2016年写的《从德黑兰到吐鲁番》，简直就像车祸现场一样不忍直视，不仅资料引用单薄无力，整个三观都有问题，得要推翻重写。我有点完美主义，对自己的东西特别挑剔。
之所以会自我否定，是因为自己在不断进步。 写作本身是一个整理和提升自己思维的过程，一方面，写作的时候，大脑必须需要专注于反反复复思考某个论点，然后才能围绕论点展开论述。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会茅塞顿开想通一些关节，组织语言表达的过程也能把自己的思路给理顺，从而更新自己的观点。
另一方面，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也免不了得去看很多资料，写出一万字的东西，至少要去看五到十万字的资料，只多不少，这就是个深度学习的过程。有些新资料可能就像法庭上出现的新证据一样，能够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还有些不同角度的资料则能够启发出一些不同角度的新观点来。所以有时候，我可能本来是带着A观点开始写的，写完之后居然转换成了南辕北辙的B观点——因为写的过程通过深入思考，会发现A观点居然验证不通过，无法成立。有时让我觉得好笑的是，一些读者来驳斥我的观点，恰恰就是我写文章之前持有的观点。
另外，写作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写得越多，学得越多，就有越多内容可写。我现在写公众号，从来都是手笔跟不上脑子，写这篇的时候，脑子里还排队排着两三篇了；有些文章等到我终于开始着手写的时候，已经像怀孕一样在肚子里怀了很久，观点就会比较丰富。我过去随身会带一个小本子，想到任何可以写的东西就记下来，想法枯竭这个事情至少这么多年来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
对写作的大量精力投入，让我成为了一个严重的偏科生。我脑子不聪明嘛，所以理科很差；背书的本事也不比别人更高，所以文科也不算学得特别轻松。
高中时候我写作水平不见得有多高，但由于思考得多，想法倒是不少，且特别固执己见。毕竟学生时代从未被社会毒打过，大部分都是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情怀。那时候因为见识少，把李敖吹的牛逼当了真——“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将其视为文学界的大侠并效仿之，结果只学来了他的桀骜不驯，以跟学校、老师唱反调为荣。高中时候我牛逼哄哄地跟语文老师闹翻了脸，上她的课我就写文章，也不交作业，于是她给了我一个0分的平时成绩，高二语文总成绩不及格。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我高三选的是历史，那时候历史卷子有道大题，大概是问20世纪美国为啥会崛起为世界大国。我那时候自由发挥了一番，从美国的地理环境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说主要是因为美国地理位置优越，东西两大洋，南北无强邻，资源丰富，二战够不着他……我的答案跟规定的正确答案完全不沾边，结果那道题就拿了1分辛苦分。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就算我说得不全面，但也没错啊！我跟我那个年代的教育体制，可能不是很合得来。
写作还恶化了一个问题——我本来就孤僻，一写文章那就更自闭了，长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熟悉我的朋友都觉得我“闷骚”。平时生活两点一线，不爱社交也不喜欢出去玩，看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东西，满肚子自己的想法，可又不大跟别人交流。当年网络的互动性比现在可差远了，BBS玩过一阵后来不玩了，写的东西发在自己的MSN space里，只有MSN好友会来看，而好友一共也才几十个。我的孤僻比谢耳朵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连玩游戏都只玩单机游戏，不玩需要跟人对抗或合作的网络游戏。
长期封闭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自己的认识就会产生偏差，自卑与自大情绪相交织，一方面觉得自己这么能写很牛逼很了不起，另一方面以我那点写作水平对于找工作混社会一点卵用都没有，然后就老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愣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顾影自怜怨天尤人愤世嫉俗的傻X。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对自己定位的迷茫。
但能够封闭地活在自己世界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特权”。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能任性地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注在这样一件无法变现的事情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30岁前跟父母同住，那点小工资都自己留着花，属于啃老族，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我妈那时候就看不惯我，数落我说“你这样天天写东西有钱伐啦？”我不以为然，觉得她低俗。写作这种事情，其实有点像搞艺术，确实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也必须明白一点：除非你是天才，否则搞“艺术”绝对是件投入周期巨长无比的事情，可能坚持做一辈子都不会有回报。
事实上我那时候十分想通过写作挣钱，以证明自己。无奈一来当年写作的变现手段有限，二来真心是自己水平不够，三来我也写不来那种能迎合市场的文字。从1996到2019年之间，通过写作挣到的钱为0。顺便说一句，我摄影至今15年，直接通过接活儿拍照片挣到的钱，也就一万块左右。前些年我偶尔兴之所至，写了一两篇小文章在朋友小圈子里分享。有朋友在席间聊起，便说：哎，你们不知道小莫文笔好得很啊！人家是XX大学中文系的……我心里只是苦笑——学而无用，分文不值！一般人哪里知道这千百字的背后是多少年的投入和积累。
好在后来我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离开了自己的小世界，开始浪迹这个大世界，一走就是十年，才终于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这一段的心路历程，以前在《十年祛魅（上）一蓑烟雨任平生》一文里写过，这里就不复赘述了。
其实我现在还是有点封闭，对社交不太感兴趣。我同一时间最多只用一个社交软件，对我来说社交是一种负担，时间从来都是不够用的，哪儿有时间闲聊天，所以直到现在我公众号都没建过读者群。而且我以前就跟谢耳朵一样，讲话不经脑子不顾别人感受，整天得罪人；这些年带队的经历逼着我跟各种客人打交道，好歹学圆滑了一些。但需要说明的是，“社交”跟“交流”是不同的，我不喜欢的是那种无效社交，跟一些有意思的人进行交流还是很有收获的。
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比较适合做老师，而且也确实喜欢做老师。过去做过几年摄影课老师，后来又在拉达克做了两个月汉语老师，都挺享受的。因为教学相长嘛，学生总能提出很多刁钻古怪的问题，让我从自己想不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一边教学一边自己也能学到好多东西。
这四十年里，我先是花了十五年长大成人，然后花了十五年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又花了十年去探索这个世界，最后就变成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有一句话好像挺适合用来形容我的——“这样的人多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悲哀。” 一个社会，总得有些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吧，所有人都在福报厂上班想必也很无趣。
这次偶然的疫情，把我推向了公众号博主这样一个偶然的角色。假如没有发生疫情，我应该还过着原来的日子，你们大家也不会认识我。但是对于“声名”这个东西，我是有些纠结和警惕的。
二十多岁的时候，老幻想着自己跟韩寒一样，一朝闻名天下知；真的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反而淡然了，因为我明白人难免为声名所累。没有人能让所有人满意，认识你的人越多，招致的非议就越多，自由就越少。声名确实能够带来一些经济利益，帮助我走出了去年疫情后的经济危机。然而尽管我现在还远远不算很出名，就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在公众号上写作的自由比过去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从前身为小鱼小虾，想写点啥都没人管；现在远比以前注重措辞，却隔三差五会被举报。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出版图书的合约居然会找上我。不少朋友关心我实体书的进度，我可以告诉大家书稿有27万字，目前正在编校阶段，估摸着今年年中能够付梓，到时候还会有电子版。但实体书可能会跟大家想象得不大一样，由于受到出版审查的限制，公众号上的很多内容都没法放到图书里，宗教、政治相关都是禁区，图片数量肯定也会大打折扣。实体书上市的话我肯定会告诉大家，还很难说那时候我有没有回国。
说起来出书曾是我二十多岁时最大的梦想，然而如今对此也如同对声名的渴望一样变得淡然了。年轻的时候，人会需要一些可视化的标签来“定义”自己，诸如金榜题名、娇妻美眷、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当经历了一些年岁之后，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早已不再会因为这些“标签”而改变，也就不那么在乎了。这些年，我曾给自己贴过一个又一个标签，诸如XX创始人、专业XXX、XX签约摄影师、XX公司讲师，得过XX奖项、在XX刊物发表作品……后来又将这些标签一一扯掉。因为我觉得不应该让别人通过标签来认识我，如果人们通过标签认识我，就会对我设置预期，而我为了迎合这种预期，不得不继续扮演标签的角色。我更希望可以做自己。
人生在世，最难达成的一个小目标，可能就是“做自己”。王健林挣一个亿容易，做自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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